• 唐朝玄奘著名人物介绍

    唐朝玄奘灵骨舍利

    中文名:玄奘,外文名:महायानदेव、 Mahāyānadeva、摩诃耶那提婆奴、さんぞうほうし,别名:唐僧、唐三藏、陈祎

    玄奘(602年~664年),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洛州缑氏(今河南洛阳偃师)人,其先颍川人,俗家姓名“陈祎(yī)”,法名“玄奘”,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后世俗称“唐僧”,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佛教三大翻译家。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前后十七年学遍了当时的大小乘各种学说,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并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1335卷。玄奘的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他西游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西游记》即以其取经事迹为原型。玄奘被世界人民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其爱国及护持佛法的精神和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世界和平使者。他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不畏生死的精神,西行取佛经,体现了大乘佛法菩萨,渡化众生的真实事迹。他的足迹遍布印度,影响远至日本、韩国以至全世界。玄奘的思想与精神如今已是、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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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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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朝玄奘灵骨舍利

    唐麟德元年(664年),“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从此绝笔翻译,并对徒众预嘱后事。正月初九日,玄奘病势严重,至二月五日夜半圆寂,朝野达百万余人送葬者将其灵骨归葬白鹿原。唐总章二年(669年),朝廷为之改葬“大唐护国兴教寺”。唐肃宗还为舍利塔亲题写塔额“兴教”二字。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唐政府鉴于寺塔损毁严重,曾重修塔身。至于玄奘灵骨,一般认为唐末,天下大乱,为求保全,寺僧遂护携灵骨至终南山紫阁寺安葬。至赵宋端拱元年(988年),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

    天禧寺住持可政朝山来此,在废寺危塔中发现法师顶骨,遂亲自千里背负,迎归金陵天禧寺供奉。

    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寺僧守仁及居士黄福灯等将法师顶骨由长干寺(即天禧寺,后更名为大报恩寺)东岗迁至南岗,建三藏塔安奉。清咸丰六年(1856年),该寺毁于战火。清末此地建江南金陵机器制造局,民国改为金陵兵工厂。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兴教寺遭兵燹,除三座舍利塔外,全寺付之一炬,几成废墟。1922年寺僧募修大殿、僧房十余间,又先后由朱子桥、程潜增建及修葺塔亭、大殿、藏经楼、山门等,并补修了三塔。

    1943年12月,侵占南京的日军在施工中,从三藏塔遗址中发掘出安奉玄奘顶骨的石函。日军起初严密封锁消息,后因南京各界爱国人士抗议,汪伪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与日军交涉,日方才不得不答应将顶骨分为三份:一份于1944年10月10日在南京玄武湖畔小九华山建成砖塔供奉;一份由当时的北平佛教界迎至北平供奉(后由日本人分往日本);一份即存于南京鸡鸣寺山下当时的汪伪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而这后一份灵骨1945年由南京佛教界迎请到毗卢寺供奉。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两次拨款整修。现兴教寺主要建筑有: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禅堂、藏经楼等。当时被送往北平的那一份灵骨,后来经历了较多的分送、迁徙过程。首先,被日本人分出一部分迎往日本,辗转供奉于东京增上寺、慈恩寺和奈良药师寺等多处寺院。其间,1955年11月,应台湾佛教界之请,日方又分送一小块灵骨赴台,供奉在日月潭畔的玄奘寺慈恩塔内。留在北平的一部分灵骨,又分送国内四处道场供奉:北京广济寺、广州六榕寺、天津大悲院和成都文殊院。

    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我国,提出礼请玄奘顶骨一事,后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将供奉在天津大悲院的一份,由达赖喇嘛护送,在印度那烂陀寺玄奘学院建纪念堂供奉。1962年,慈恩寺内建立了玄奘纪念馆。大雁塔成为玄奘西行求法、归国译经的建筑纪念物。1963年为举行玄奘圆寂一千三百年纪念法会,又将顶骨奉迎至栖霞寺。

    “文革”开始,南京市佛协将这份顶骨送至市文管会保存。1973年,一份顶骨舍利珍藏灵谷寺,作为镇寺之宝。南京灵谷寺修复开放,经有关部门批准,该寺将这份顶骨从文管会请回供奉,寺内专设玄奘法师纪念堂,纪念堂正中心设13层密檐楠木塔,玄奘法师灵骨即安奉于此。

    1998年9月,为在海峡两岸炎黄子孙中弘扬玄奘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南京灵谷寺分赠1颗玄奘顶骨舍利给台湾新竹玄奘大学供奉。2003年11月21日,为纪念玄奘诞辰1400周年,西安大慈恩寺又从南京灵谷寺迎请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安奉于新建的玄奘三藏院的大遍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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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悝政治

    选贤任能,赏罚严明。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由于废除世袭制度,一批于国家无用且有害的特权阶层的人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可因战功或因其才能而跻身政界,此举实际开创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道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况较好。

    李悝经济

    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汉书·食货志》有较

    详细的记载)。简单说来,尽地力就是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增加生产。平籴法是国家在丰收时平价收购粮食储存,发生饥荒时又平价卖给农民,取有余以补不足,以防谷物甚贵而扰民,或甚贱而伤农。此法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

    李悝以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有赏有罚,唯才是用,这是战国时甚为流行的法家主张,当时不少国家都因贯彻这些主张走向富强。

    在经济策略方面,尽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张。他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又认为粮贵则对士民工商不利,谷贱则伤农,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士民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此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尽地力”是一种“重农政策”。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他计算说:一百平方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开田地六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这就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生产。

    李悝法律

    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

    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

    《法经》兵6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晋书·刑法志》曰: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域、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

    《法经》的编订,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春秋末年,晋、郑诸国作刑鼎或刑书,以公布新的法律条文。到战国时,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出现了更多的新的成文法典。李悝“撰次诸国法”,修订出《法经》六篇,包括盗、贼、囚、捕、杂、具。盗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大盗则戍为守卒,重者要处死。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刖之刑,表明即使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也仍构成犯罪行为。贼律是对有关杀人、伤人罪的处洽条文,其中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囚、捕两篇是有关劾捕盗贼的律文。杂律内容包罗尤广,包括以下几类:①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③狡禁。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③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规定。④嬉禁。关于赌博的禁令。⑤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⑥金禁。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如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以下受贿的要处死。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法经》出现后,魏国一直沿用,后由商鞅带往秦国,秦律即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又承袭秦律,故《法经》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李悝农业

    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因而富强。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究竟如何,已不可详,只能从《汉书》 “食货志”的记载略窥梗概。他指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矣。”

    农夫因为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现象,造成粮食的减产,粮价因而上扬。然而“耀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对于统治者来说,“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也以,“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重农主义在商鞅手中达到了极致,他承继了李悝的办法而加以扩大,他体认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而且“农少、商多”的结果是“贵人贫、商贫、农贫”,因而极力抑制末业(特别是商业),而使游食者群趋于农,以达到“搏以于农”、“壹民于农的”的目的。史载商鞅的变法令云:

    “大小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以免役的方式来奖励耕织,并以收为官奴的方法惩罚工商和怠惰贫穷的人。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为了达到地尽其利,乃“开阡陌封疆”以拓展耕地,任民自耕。此举使土地私有制得到法理的承认,宣布旧田制的终结,而造就了秦国的富强。兵法说“带甲数十万,民有余粮弗得食也。”无论是经由重商或重农而求得国家富强,都必须在统治者的掌握中才能发挥效用。所以统治者在求国力整体富厚的同时,也都进行积聚。戎王闻秦缪公贤,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秦缪公号为贤主,尚且如此,中

    人以下,更无足数。战国时代,各国之积聚以粟为主。苏秦说齐宣王曰:“齐粟如邱山”;说楚威王、赵肃侯、燕文侯皆曰:“粟支十年”。积聚的结果,当然加重人民的负担。由余在看了秦缪公的宫室积聚后,感慨地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田制与赋税改革后,地租由提供劳役(助、藉)改征实物(履亩而税、租禾),“相地而衰征”的结果,虽有使税负公平的作用,却也使税率超脱了原有的限制。鲁哀公喟欢“二,吾犹不足”,这“二”即便不是十分之二,也必定比什一要来得重。春秋晚年齐国的情况是:“民叁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晋国也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魏文侯更坦白地指出:“今户口不加,而租入岁倍,此由多课也。”

    因此,列国争胜局面下的求富,是富了国君而农民依然贫苦,上下之间分配的不均益趋严重,求均的呼声乃应时而起。

    详细点击:【春秋战国:李悝】

  • 叶公的生卒年月难以确考,大约生于公元前550年,卒于公元前470年,与孔子(前551~前479)是同时代人。

    楚平王五年(前524),叶公被封于叶邑(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南叶邑镇)。叶邑是楚国北部的边防重镇。据《叶县志》记载,叶公主持叶政49年,大兴富国强兵之策,在筑城固边、开疆拓土的同时,发动民众开挖东、西二陂,蓄方城山之水以灌农田,叶民深受其利,世代感恩戴德。

    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89年),孔子听说叶公政绩显赫,特意由蔡及叶,与叶公交流治国方略。在此期间,叶公不仅向孔子请教了治国方略,而且还同他讨论了伦理道德的标准问题。孔子主张当亲人犯罪时应“为亲者隐”(按:论语.子路第十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浅人不识经籍字义,望文生义,曲解圣门。此隐,非隐蔽之隐,乃隐括之隐,即檃栝之檃也。隐括者,矫正曲木之具。儒门律己,直己不直人,直内不直外,故有禹汤罪己(左传)、卫武自警(国语)、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左传)、膳夫彻膳(毛诗)、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孝经)等等等等。简而言之,”父为子隐“,即父亲檃栝儿子於内(内即”其中“),不必待外人矫正也,故有後文”直在其中矣“),而叶公主张应“大义灭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叶公论政”。

    楚惠王十年(前479年),王族白公胜乘隙发动政变,与石纥袭杀令尹(宰相)子西、司马子期于朝堂,劫持惠王,楚国顿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正在老家新蔡休养的叶公听说后,立即率方城之外的边防兵赶往楚都平叛,沿途受到楚国人民的拥戴和支持,称赞他“国人望君如望父母焉。”叛军顷刻土崩瓦解,首领白公胜自缢,石纥被烹,楚国得以转危为安。叶公因功被擢为楚令尹兼司马,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公元前524年,楚国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叶公沈诸梁封为叶邑尹。叶公治叶期间,励精图治,兴水利、劝农桑,组织群众修筑了东、西二陂,蓄水浇田,即使水害得以治理,又使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得到灌溉,使叶邑地丰民强。叶公修筑的东西二陂水利工程是我国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比西门豹治邺渠早100多年,比都江堰和郑国渠早200多年,至今坝基及遗迹尚存,也是我县遗存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 2001年12月,县政府将叶公西陂水利工程遗址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详细点击:【春秋战国:沈诸梁】

  • 林徽因家庭背景

    林徽因的祖父是林孝恂,进士出身,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父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叔叔林觉民。

    林徽因早年经历

    1904年6月出生于浙江杭州,随祖父母居住;5岁,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8岁,移居上海,入虹口爱国小学学习。

    1916年,因父在北洋政府任职,举家迁往北京,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

    1920年4月,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父亲的弟子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

    1921年,随父回国,仍到培华女中续学。

    1923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常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曾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饰演主角齐德拉公主,台词全用英语。她流利的英语和俊秀的扮相,在文艺界留下深刻印象。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

    1924年9月,两人一起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均从三年级课程读起。梁思成在美术学院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即注册在美术系,林徽因注册的英文名字是Lin Phyllis Whei-Yin。 但是她仍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

    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

    1928年春,她同梁思成结婚。

    1928年8月,夫妻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林徽因在到职前先回福州探亲,曾应福州师范学校和英华中学之请,作《建筑与文学》和《园林建筑艺术》的演讲。又为其叔林天民设计福州东街文艺剧场。翌年,到东北大学讲授《雕饰史》和专业英语。

    林徽因古建考察

    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大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1931年,林徽因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在此后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署名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写了绪论。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

    林徽因文学创作

    林徽因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之余,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1年4月,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于《诗刊》第二期。以后几年中,又在《诗刊》《新月》《北斗》、天津《大公报》《文学杂志》等,先后发表了几十篇作品。大部分是诗歌,也有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她的诗多数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和波澜为主题,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当时,她曾被聘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还担任《文学杂志》的编委。她经常参加北平文学界读诗会等活动。1936年,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林徽因是文艺界的发起人之一。

    林徽因流亡时期

    1937年夏,她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中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正当她要进行深入研究时,“七七事变”爆发,她被迫中断野外调查工作,不久,北平沦陷,全家辗转逃难到昆明。次年,她为云南大学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

    1940年,她随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住在低矮破旧的农舍里。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她肺病复发。在病榻上,她通读了廿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这个时期,她的文学作品不多,在她若干诗稿中,迷惘、惆怅、苍凉、沉郁已代替了战前那恬静、飘逸、清丽、婉约的格调。诗中时时流露出了关怀祖国前途、命运的情愫。

    林徽因最后岁月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全家于1946年8月回到北平。不久,她为清华大学设计教师住宅,并接受校外的设计任务。

    1948年5月,她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病中杂诗》9首。同年底,清华大学所在的北平郊区解放,解放军包围古都北平。林徽因夫妇想到城内无数巍峨壮观、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也许将毁于战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

    1949年初,两位解放军的突然到访,表现出的对重要文物古迹的保护态度,让他们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并应解放军请求,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是年,林徽因还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

    1950年林徽因被特邀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设想。

    1951年,47岁的林徽因为挽救濒于停业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抱病与高庄、莫宗江、常莎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并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颖图案,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苏联文化代表团”献上一批礼品,深受与会人员欢迎。

    1952年,梁思成、刘开渠主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抱病参加设计工作,与助手关肇邺一起,经过认真推敲,反复研究,终于完成了须弥座的图案设计。

    1952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林徽因、梁思成翻译了《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并由上海龙门书局印行,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借鉴。应《新观察》杂志之约,撰写了《中山堂》《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雍和宫》《故宫》等一组介绍中国古建筑的文章。

    1953年10月,林徽因当选为建筑学会理事;并任《建筑学报》编委。被邀参加第二届全国文代会。

    1954年6月,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用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随后,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

    1955年4月1日6时20分,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享年51岁。林徽因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钱伟长、金岳霖等13人组成。4月3日,林徽因追悼会在北京市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去世后,她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下方有一块刻著秀丽花圈的汉白玉。这原来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人民把它作为一篇独特的无字墓志铭,奉献给它的创作者林徽因。

    详细点击:【民国:林徽因(,中国一代才女建筑学家和作家)】

  • 谢应芳:切见晋散骑常侍、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顾元公,相门华裔,文武全才。当时与陆机、陆云并称三俊。王导慕江南之望,张华号南京之奇。

    王世贞:① 陆士衡翩翩藻秀,颇见才致,无奈俳弱何。②陆病不在多而在模拟,寡自然之致。

    张溥:士龙与兄称论文章,颇贵清省,妙若文赋,尚嫌绮语未尽。又云作文尚多譬,家猪羊耳,其数四推兄,或云瑰铄、或云高远绝异、或云新声绝曲,要所得意惟清新相接。士衡文成,辄使弟定之,不假他人。二陆用心,先质后文,重规沓矩,亦不得已而后见耳。哲昆诗匹,人称如陈思《白马》。...士衡枉死,遂同陨堕。闻河桥之鼓声哀,华亭之鹤唳,巢覆卵破,宜相及也。

    王夫之:士有词翰之美,而乐以之自见,遂以累其生平而丧之,陆机其左鉴已。机之身名两陨,濒死而悔,发为华亭鹤唳之悲,惟其陷身于司马颖,不能自拔,而势不容中止也。其受颖之羁绁而不能自拔,惟受颖辩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负也。机之为司马伦撰禅诏也,无可贳其死。人免之于鈇钺之下,肉其白骨,而遽料其败,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祸,此亦殆无人理矣。故机之死,不死于为颖将兵之日,而死于为伦撰诏之时。其死已晚矣!虽然,机岂愚悖而甘为贼鹄乎?谢朝华,披夕秀,以词翰之美乐见于当世,则伦且资其谀颂以为荣,盖有求免而不得者。其不能坚拒之而仗节以死,固也。虽然,不死则贼,不贼则死,以琐琐之文名,迫之于必死必贼之地,词翰之美为累也若斯!

    沈德潜:士衡诗迹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降自梁、陈,专工对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滥觞也。

    石蕴玉:韬略家风,文章馀事。河桥一蹶,英雄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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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礼宏深熟讨论,鸾舆造请亦登门。

    虽居异壤人争慕,纵阅千年书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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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光复不久,年逾花甲的朱葆三出任上海都督府财政总长。那时,沪上商业凋敝,金融动荡,而战事频频,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鲁以及北伐诸军都取道上海,军费开支甚大,“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朱葆三上任之后,正如他于1912年12月11日在《朱葆三呈孙大总统沪军都督文》中所述,“兢兢业业,夙夜旁皇,力效驰驱,勉尽天职”。

    1911年11月,陈其美拟提用存于上海各钱庄的道库存款以应急需,但各国领事以未承认革命政府为借口横加阻挠,后经多方磋商,终由朱葆三出面具函签发收据核收,朱葆三以一言九鼎的信誉,才解决庄款问题。当时刘燕翼(襄孙)一走了事,所以流传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说。12月,中华银行成立,朱葆三出任董事部董事,为供给上海军政费用,他以军用钞票抵押 ,向外商、钱庄以及工商各界借款,弥补了每月恒逾百万的开支。

    朱葆三虽然任职上海财政总长仅几个月,但他力挽狂澜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一此同时,他竭尽全力支持革命党人。1913年3月20日,宁教仁被反动独裁袁世凯派人刺杀于沪宁车站。已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上海分部副部长的朱葆三当即与王一亭、沈缦云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整治吏治,保护人民,饬令缉凶,严肃法纪。1913年4月13日,国民党交通部假座张园开会追悼教仁,近水楼台葆三担任大会职员。1916年,陈英士在上海遇害后,上海组织公祭,朱葆三是主丧者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朱葆三积极筹款接济革命党人。

    1919年,伟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这社会大转型时期,年已古稀的朱葆三在关键时刻作出了一个错误的举动:5月9日,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与副会长沈联芳以上海总商会名义致电北京政府,他俩不顾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将德国原强占的青岛直接交还中国并取消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和各种密约之意愿,竟公然提出中日直接交涉归还青岛等荒谬主张。这份“致电”激起了社会舆论的谴责,尽管后来朱葆三声明取消“致电”,为“致电”辩白,却依旧受到上海各界社会团体的反对,认为有“效忠日本”、“媚外卖国”之嫌。朱葆三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已72岁,年事已高,而副会长沈联芳还仅50岁,正处壮年。据当时总商会内知情人提供的情况:正会长朱葆三平时不大过问会务,仅画押署名而已,一切由沈联芳主持。沈平日善于舞文弄墨,行文走笔,当时驻日本使馆商务参赞儿玉,实际上经常住在上海,与沈稔熟,授意沈发电文支持直接交涉,沈于是将日本人拟好的电文,没有经过商会会董的商议和通过,迳自发出“佳电”,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因此,朱葆三有口难辩,不得不提出辞职,他列举有三难:不满人意,怨尤丛集,难一;不理众口,焉能取信,难二;“佳电”是非可徵诸将来之事,实无足深辩,难三;有此三难,焉能再留,于是,于1920年,朱、沈相率引咎辞职,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但他晚年仍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的社会福利事业有: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仁济善堂、惠众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同义慈善会、联义慈善会、贫民平粜局、上海时疫医院等。他还创办了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教育事业。

    1926年夏季,上海时疫流行,朱葆三创办于大世界附近的时疫医院病人骤增,经费短缺,为此他冒暑前往察看,顺道劝募捐款。终因伏暑积食,年老气血两亏,一病不起,随之从定海帮乡传来其胞弟朱捷三去世的噩耗,悲痛不能自制,于9月2日在上海西门外斜桥寓所与世长辞,享年79岁。3日起,宁波旅沪同乡会为会长朱葆三下半旗志哀三天。同月4日,原副会长虞洽卿长任会长、方椒伯升任副会长。10月24日,该会会同上海各公团,为前会长朱葆三举行追悼会,到会3800余人。

    为表彰朱葆三在社会公益和市政建设上的功绩,上海法租界当局特意将租界内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这是上海以中国人命名的第一条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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