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李显死因争议

    唐朝李显死因争议

    本名:李显,别称:李哲,所处时代:唐朝

    唐中宗李显(656年—710年),原名李哲,唐朝第四位皇帝,唐高宗李治第七子,武则天第三子。683年至684年、705年至710年两度在位。章怀太子李贤被废后,李显被立为皇太子。弘道元年(683年)即皇帝位,武后临朝称制。光宅元年(684年),被废为庐陵王先后迁于均州、房州等地。圣历二年(699年)召还洛阳复立为皇太子。神龙元年(705年)复位。李显在位期间,恢复唐朝旧制,免除租赋,设十道巡察使,置修文馆学士,发展与吐蕃的经济、文化交往,实行和亲政策,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保证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唐中宗李显前后两次当政,共在位五年半,景龙四年(710年)去世,终年55岁,谥号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初谥孝和皇帝),葬于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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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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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朝李显死因争议

    按照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唐中宗李显是被毒死。按照这个说法,韦后的两个情人杨均和马秦客害怕和皇后私通的事情败露,韦后想当皇帝,而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几方势力都觉得中宗碍手碍脚。于是,大家联合搞出了一碗毒汤饼。

    为了增强这个说法的合理性,《资治通鉴》在景龙四年的五月,也就是唐中宗去世的前一个月还特意加上一笔:“五月,丁卯,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融复上言:‘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

    中宗应该不是被毒死的。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在现存史书中,第一次提到唐中宗李显被韦后谋杀,是在此后半个多月的一场针对韦后的政变中,带有明显的军事动员色彩。就在中宗去世十八天后,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联合发动了政变。当时一个政变的将军对士兵说:“韦后毒死先帝,我们今天要杀死韦后,为先帝报仇!”显然,说韦后毒死中宗只是给政变找个充分的理由,不足以作为了解事实的依据。

    第二个理由,完全把安乐公主作为反面教材来对待的《旧唐书》提到了她想当皇太女、修定昆池等作威作福的许多细节,但是却根本没提到她还给中宗下过毒。显然,这样的重大遗漏,绝不是因为《旧唐书》的作者袒护安乐公主,只能说在当时人们还不认可安乐公主投毒这件事。

    第三个理由,韦后和安乐公主在死后都以礼改葬。在唐中宗死后半个多月,韦后和安乐公主也死于政变。虽然政变打出的旗号是她们两个人毒死中宗罪该万死,但是在政变结束后不久,她们俩却还是被以礼改葬了。如果她们真毒死了中宗,怎么还能认可她们的身份、以礼改葬。

    第四个理由,韦后和安乐公主当时并没有毒死中宗的现实需要。她们当时的准备还非常不充分,如果唐中宗在,她们还可以背靠大树,在他的保护下进一步发展势力。这样看来,说韦后母女狗急跳墙,毒死皇帝的记载并不可信,属于当时胜利者的谎言。

    唐中宗的死因还有以下几种可能。众所周知,李唐家族有心脑血管的遗传病史,唐高祖、唐太宗、长孙皇后、唐高宗统统患有“气疾”、“风疾”,这在古代都指心脑血管类疾病。正因为如此,李唐王朝的皇帝们并不长寿,李显五十五岁死亡尚属正常。

    另外,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是以发病急、死亡率高为特征的,李显在事先没有表现出什么症状的情况下暴卒,也符合心脑血管疾病的一般规律。这样看来,说韦后母女毒死中宗是一个千古冤案。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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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唐朝李显死因争议,对历史的爱好者而言,很多历史事件、历史故事、历史文化等历史知识方面的积累,需要平时日积月累,多闻、多思;敬请顺便了解以下“推荐的历史常识”,利于增长智慧;】

  • 《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种之;作陶治斤斧,为耒耜徂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与助,百果藏实"。

    《白虎通》:"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而耒耜的发明和五谷的种植在考古中均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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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伏羲神秘出生

    上古时代,华胥国有个叫“华胥氏”的姑娘,到一个叫雷泽的地方去游玩,偶尔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便好奇地踩了一下,于是就有了身孕,怀孕十二年后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有蛇的身体人的脑袋,取名为伏羲。伏羲生日为农历三月十八日。中原地区有在农历三月十八日祭祀伏羲的风俗。

    伏羲人文始祖

    伏羲有神圣之德,团结统一了华夏各个部落,定都在陈地,封禅泰山。伏羲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创立了中华民族的图腾龙,龙的传人由此而来。

    伏羲仰观天上的云彩、下雨下雪、打雷打闪,看地上会刮大风、起大雾又观察飞鸟走兽,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创造了八卦,即以八种简单却寓义深刻的符号来概括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他模仿自然界中的蜘蛛结网而制成网,用于捕鱼打猎。他还创造了文字替代在绳子上打结的记事方法。

    伏羲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制,用鹿皮为聘礼。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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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祖父:姒泄

    父亲:姒不降

    叔父:姒扃

    堂兄弟:姒廑

    儿子:姒皋

    孙子:姒发

    详细点击:【夏朝:孔甲】

  • 先周崛起先周是活动与中原西部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部落,周人的始祖是传说中帝喾元妃姜嫄的儿子弃。弃在帝舜时担任农师,号称后稷,教民耕稼有功,分封于邰。商朝初年,他的后代公刘率族人迁到磁,到古公亶父时,又迁到岐山南边的周原(今陕西宝鸡岐山县)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新兴的西部势力,自称为周。古公的幼子季历继位后,修行道义,发展生产,驱逐夷狄,力量更为强大,受到殷商猜忌,商王文丁派人将季历杀死,季历的儿子姬昌继位,昌号称西伯,仁慈爱民,礼贤下士,天下士人都来投奔。周的发展,使商纣感到威胁,于是将西伯昌囚禁于羑里七年。周人以珍宝和美女将西伯赎出,此后,在姜子牙的辅佐下,为保全周国,西伯昌表面上耽于游乐,对殷纣十分驯服,实际上却更为积善修德,大力发展生产,并将都城迁到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水西岸)。姬昌在位50年,实行许多正确的政策,国力逐渐强大,逝世时天下三分已得其二,为灭商奠定了基础。九年,姬昌逝世,其子姬发继位。姬发继位后,对内重用贤良,继续以姜太公(即姜尚)为军师,并用弟弟周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良臣均各当其位,人才荟萃,政治蒸蒸日上。对外争取联合更多诸侯国,壮大力量。此时,商纣王愈加荒淫残暴,穷奢极欲,搞得众叛亲离,怨声四起。商朝衰落商朝在暴君纣王统治下,政治上已十分腐败,但军事上仍有较强实力。武王审时度势,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姬发即位9年后,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将都城由丰(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迁至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又二年,武王探知纣王更加昏庸暴虐,良臣比干、箕子忠言进谏,一个被杀,一个被囚;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武王同姜尚研究,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出发前,太史卜了一卦,得兆象大凶,见此不吉之兆,百官大惊失色。武王决心已定,不迷信鬼神,毅然率兵车300乘、近卫武士3000人、甲士4.5万人向朝歌进发。大军到达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南),各诸侯率兵车4000乘会合。纣王闻知周兵已到,调集都中士兵,再加把囚犯、奴隶、战俘武装起来,共起兵17万(一说70万)相迎。双方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武王在战前向全军发表誓词,历数商纣的罪恶,动员将士们英勇杀敌。商纣的军队在周军凌厉攻势下一触即溃。那些被迫参战的奴隶、囚徒不愿为纣王卖命,反把武王看作救星,倒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身死,商朝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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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生平

    继承王位周懿王姬囏(囏又作艰、坚),是周穆王姬满之孙,周共王姬繄扈之子,约生于周穆王四十年(前937)。周共王在位时,将姬囏立为太子。周共王二十三年(前900),共王薨,太子姬囏继位,是为周懿王。诸戎侵周周懿王继位后政治日趋腐败,国势衰落。周懿王元年,严允侵犯西周,国人深受其苦 ,作诗讽刺周懿王治国无能。周懿王七年,西戎侵略周境,一度兵临宗周镐京。周懿王十三年,北方翟人侵略岐周。成康昭穆时期,边境戎狄一直被压制,而周懿王即位后,他们不断侵犯西周,甚至数次抵达京畿所在,证明此时西周国力衰落的很厉害。国力衰弱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而统治者自身问题是重要原因之一。周懿王七年二月,朝廷任命益公牧统辖百事僚(天尹之职)。在任命辞中说:官僚骄横淫奢,不顾先王制定的律令乱行暴虐,残害小民,结果引起小民反抗,危及己身,都是咎由自取。严令益公牧要按先王政令办事,明察确断,以律量刑 。这既证明周懿王有整顿朝纲之心,也证明了当时政治混乱的局面。而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周懿王并未能扭转颓势。周懿王二十一年,虢公奉懿王命率领周师北伐犬戎,结果大败而归。王权不振册命制度是西周时期的一种任命、赏赐官员的制度,是周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也是彰显王权非常重要的表现仪式。《走簋》 、《卫簋》 、《免尊》 、《师毛父簋》 、《师奎父鼎》 、《豆闭簋》 、《辅师嫠簋》 、《扬簋》 、《免簋》 等彝器铭文表明,周昭王、周穆王时期的册命制度,其主要标志是在任命、赏赐的过程中出现了导引受命者的佑者和宣读册命的史官。册命制度进一步完善,是在任命、赏赐的过程中有朝觐周王的礼仪:“立中廷,北向”。要特别指出的是“立中廷,北向”并不是简单地立于庭院中央面向北方,它实际上是接受册命之前朝觐周王的两种礼仪的名称,相当于文章的标题。“立中廷”可能是受命者在佑者导引下到达接受册命的位置的礼仪,而“北向”则可能是受命者到达接受册命的位置后,对周王行拜见之礼的礼仪,这些可以从《望簋》 、《盠方彝》 、《救簋盖》 《利鼎》 《师虎簋》 等彝器铭文中可以看出。而周懿王时期的《师□鼎》 和《訇簋》 铭文都只记载了册命的内容,却没有像前代那样对整个册命过程进行描述,昭穆时期宣读册命的史官在册命过程中消失了身影。特别是《訇簋》中具体提到了诸侯进宫接受册命:“王在射日宫,旦,王格,益公入佑訇。”过程却没有只言片语。这表明,在册命过程中朝觐周王的礼仪,显然引起了元老大臣们的不满,加剧了周王室与诸侯大臣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些旧有的礼仪和制度被打破,不再呼史官宣读册命。不仅如此,从簋盖 、同簋 等铭文中直接用“命”这个词能够看出,册命程中宣读册命的人改为周懿王本人。由此可见,周王至高无上的光环这时已经开始消退。《史记·周本纪》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至于具体衰落到什么程度却语焉不详。这些彝器铭文正好可以补充史料的不足,从侧面证明周懿王时王权不振的情况。虽然周懿王治国能力欠佳,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着周王朝的政权。周懿王九年九月,懿王命益公征眉国。益公获胜,归京向懿王报捷,并报告眉国酋长敖即将前来朝拜周王。同一年,周懿王委命吕服余接替备仲,统辖周六师,赐六师将服;命申承其祖大祝之职,管辖丰人兼九戏祝 。周室顺利迁都也证明了这一点。忧惧而终周懿王七年(前893)冬,西周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暴雨和冰雹袭击王都槐里,有许多家畜和家禽被冰雹打死,继而寒流猛增,天气奇冷,连嘉陵江和汉水都封冻。有的人来不及防寒,竟被活活冻死。周懿王十分迷信,因为“天再旦”感觉不祥,将国都从镐京迁往新都槐里,没想到的是在新都依然诸事不顺,出兵远征犬戎被打得狼狈而归,民生怨恨。紧接着降临罕见的天灾,王都附近一片狼籍。他感到十分恐惧,认为是上天在惩罚他,终日担心天神会来索取性命,疑神疑鬼,寝食俱废。周懿王八年(前892)春,周懿王去世,终年约四十六岁,谥号懿王,葬于毕原。史书上说“温柔贤善曰懿”,故谥号周懿王。周懿王死后,其叔父姬辟方继位,是为周孝王。

    详细点击:【周朝:姬囏】

  • 韩安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韩安早在清末就矢志研读林学,民国初年步入林政部门任职,毕生致力于林业建设事业,50年如一日,是中国近代林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

    韩安出身寒微,十余年刻苦攻读,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目睹“国中沿长江两岸皆童山濯濯,而日本则无山不青,有水皆绿”,因而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衔的先行者。他于民国成立之初年学成归国,立即被北洋政府农林部延揽入山林司担任要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林业专家出身的林政官员之一。他参加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中国首次设置植树节始于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裴义理等人的意见,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乃报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1916年4月6日的清明,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在植树节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以后渐渐流于形式,成了具文。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在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但收效甚微,几乎失去当初倡立植树节林界诸元老的本意。

    韩安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韩安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韩安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韩安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山谷一段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沿铁路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语重心长地写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他阐述水灾消长之原理,列举森林可增加雨水之树冠截量及其蒸发量、入土量,减轻雨水之冲击力,减少流水之挟沙力,延长冰雪溶解之时期。断言只有广植森林,才是预防水患之根本要图。他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5条大河,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当局:“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韩安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韩安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韩安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于1941年夏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韩安主持创建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邓叔群在甘肃岷县设中林所西北工作站,拓荒研究,邓不久辞职,改由傅焕光接任。1945年,中林所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常山,又先后几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东流、牛首山、东善桥、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平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任命江福利为场长。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派徐承镕任场长。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3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分别由程路云、陈桂升(代)、张楚宝、傅焕光(兼)、王战、葛晓东、孙醒东任系主任。傅焕光任副所长。农林部于1945年考选科技人员前往美国实习进修时,该所有傅焕光、张楚宝、陈桂升、杨敬睿、许绍南等膺选先后出国,1947年本所又选送李继书、贺近恪前往澳大利亚实习。1947年1月,中林所开办水土保持训练班,3月下旬结业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派任承统、朱莲青、沈梓培分别担任华北、华中、华南3个工作队队长。另派员会同W. S. 祁普乐(Chepil)博士在黄泛区进行调查并筹办防沙林场。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洲籍林业专家蓝卓支(G. W. Nunn)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当年全所经费每月只有5500万元“金圆券”,只及这项拨款的1/50)。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中林所曾先后出版过6种研究专刊,13期《林业通讯》。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累计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韩安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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